在线配资炒股网王敏: 中国与全球南方

在线配资炒股网

题记：2025年11月12日，北大国发院、南南学院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45期，邀请新书《共享发展》的作者团队代表解析大变局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南方机遇与挑战。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主题演讲整理。

近年来，“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新兴概念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更多集中于政治和外交层面；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双方关系则显著转向经济领域的合作。

中国崛起深刻影响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关系

过去45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从1978年人均GDP156美元的封闭经济体，增长为2024年人均GDP1.34万美元的开放经济体。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以及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事实上，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关系一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而持续演化。

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全球意义，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重构了全球经济格局。根据可追溯至1960年的数据统计，1990年之前全球经济格局相对稳定，低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大致分别为0.8%、17%与82%，表现出发展经济学中“中心—边缘”结构的固化特征。2023年，低收入经济体总人口6.6亿左右，占全球总人口的9%，但其经济总量仅占0.6%。

然而1990年后，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从1991年的1.6%攀升至2023年的16.8%，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分布特征。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重构。高收入经济体占比持续下降，中等收入经济体则显著上升。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1990年代以后的GDP占比增长贡献主要源自中国。

若从全球制造业GDP占比的角度观察，这一变化更为显著。自2002年起，高收入国家制造业GDP全球占比明显下滑，中等收入国家则迅速上升。将中等收入国家拆分为中国及以外地区后可看出，这一结构性转变主要由中国制造业的快速扩张所驱动。中国制造业的全球GDP占比在2021年达到31%的峰值，虽在疫情期间略有回落，但仍处于高位。

在上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贸易与投资两方面。

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增长令人瞩目：1978年进口和出口总额均约为100亿美元，各占全球1%；至2023年，出口额已达3.56万亿美元，进口额为2.7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15%与11%。如此高的贸易占比，自然使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进一步从中国与三类经济体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深化。1990年之前，中国主要贸易对象为高收入经济体，进口额和出口额中分别有约80%和85%来自这些国家。随时间推移，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贸易结构中的比重持续提高。目前，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中的占比已超过高收入经济体。虽然在出口方面，高收入经济体仍是中国主要出口目的地，但与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的差距逐年缩小。预计未来5-10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亦有可能超越前者。

若按商品类别分析中国进出口结构，可将其划分为4类：原材料、中间品、消费品与资本品，分别代表不同的贸易形态与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1990年之前，中国的进口以资本品和中间品为主，合计约占80%；出口则以消费品为主，占55%。这一模式即所谓“加工贸易”：中国从高收入经济体进口中间品与资本品，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消费品后再出口至高收入经济体。当时“1亿件衬衫换1架波音飞机”的说法，正是该阶段的生动写照。然而过去40年间，这一格局发生剧烈转变。进口方面，中间品占比持续下降，资本品占比上升至2007年后持续减少，消费品缓慢增长；而原材料进口急剧上升，成为目前最大进口类别，这可能与新能源汽车、风电、光伏等行业对稀有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有关。

出口结构的变化更为显著。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占比持续下降，2005年后趋于稳定；资本品出口占比则迅速增长，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品类；中间品出口占比保持稳定，原材料出口占比下降。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早期因人均收入低、工资水平低，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而2004-2005年左右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转型。据计算，中国制造业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从2004年的约1342美元增至2023年的1万美元，20年增长近八倍。这一变化推动中国的生产优势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不断深化。2000-2023年间，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资本品出口中的占比从16.5%升至41.5%，反映出这些国家正步入工业化进程，需从中国进口资本品以推动工业发展。同时，中低收入经济体在中国进口原材料中的占比也从14.4%大幅上升至69%。这两项数据表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呈现出高度的经济互补性：中国自南方进口原材料，并向其出口资本品。

中国的对外投资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表现出色。截至202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近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与荷兰。预计不远的未来将超过荷兰，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从流量来看，2005年之前对外投资规模较小，之后则迅速增长，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资本品出口成为主导等转变同步发生。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外商对华投资，达到1700多亿美元，标志中国从“引资大国”转向“投资大国”的重大转变。

需指出的是，基于商务部备案的对外投资数据跟实际数据是存在偏差的。一方面，部分未备案项目未纳入统计，导致存在系统性低估的可能；另一方面，部分对外投资会以外资身份投资回流中国，导致高估。即便如此，数据所展现的上述时间趋势是有意义的。

对外投资主要包括跨国并购与绿地投资两种形式，后者指直接在目标国投资建厂、组织生产。2005-2011年间，中国对外投资中占比最高的为跨国并购，约占对外投资总额的42%。当时中国在资本品领域初具比较优势，但该类产品技术复杂度高、市场壁垒高，恰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许多发达经济体企业面临资金压力，因此，并购成为中企获取技术、品牌与市场渠道的有效途径。典型案例是2008年前后吉利集团收购沃尔沃汽车。该事件当时被视作“蛇吞象”式并购，但事后证明成效显著，堪称这一阶段的生动例证。

2012年后出现重大转折，跨国并购在我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急剧下降，从早期逾40%降至2023年的19.5%。这意味着绿地投资比例大幅攀升。

另一个阶段性变化出现在2015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突然呈现增长态势。2014年制造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比重约为7.8%，至2015年升至13.7%，此后长期维持在15.5%左右，稳居行业前三。原因在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2013年之后国内环境治理成本快速上升，加之国际贸易环境变化与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共同推动中国制造业外移。

早年我国对外投资以采矿、石油等资源类为主，但如今制造业海外投资占比已远超过采矿业。这种演进规律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农业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均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路径。

中国产业的全球转移呈现“四面开花”

1962年，学者Akamatsu基于日本经验提出农业国工业化的4个发展阶段。这与中国过去40年发展历程也高度吻合。

第一阶段：农业国主要出口农产品或矿产品，进口工业消费品。本土传统手工业逐渐被进口产品替代。

第二阶段：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丰富、国内市场广阔等后发优势，外资开始进入，本土企业通过进口资本品，生产消费品，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即对进口消费品课以高关税，对资本品及中间品实行低关税，形成“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此阶段国内资本逐步积累，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持续完善。

第三阶段：随着制造能力提升，消费品生产具备国际竞争力，进入出口导向阶段，同时开始生产资本品替代进口。

第四阶段：出口资本品并从相对不发达经济体进口消费品，产业结构与发达经济体趋同。该理论也预见到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贸易冲突在这个阶段将出现，印证了当前的形势。

这一过程中，消费品和资本品都经历了先进口、后国产替代、最终出口的三阶段发展过程。同时，在宏观层面，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在行业内部具体产品层面，则呈现技术由简单至复杂、质量由低至高的升级路径。

当前中国年对外投资额已超1700亿美元，背后是全球产业转移现象的体现。与历史上以“邻居效应”为特征的产业转移不同（如日本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四小龙向中国转移），本轮转移呈现“四面开花”态势，中国企业同时投资东南亚、非洲、中亚、南美等地。原因在于劳动力成本与贸易壁垒的双重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地区分类，我们可以将中国以外的中低收入经济体分为六大区域：东亚太平洋（不含中国）、南亚、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北非。数据显示，2014-2023年间，仅南亚与东亚两个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GDP全球占比上升，其他四个区域均下降。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出现新趋势。除南亚、东亚外，欧洲中亚及拉美加勒比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GDP占比也开始上升。这些区域恰是欧盟与美国两大市场的毗邻地区，表明"近邻外包"现象的发生。2020年疫情后，拉美地区中低收入经济体GDP全球占比增长尤为迅速。

若无贸易与地缘政治冲突，中国企业出海可能仍以东亚和南亚为主。但受新形势影响，欧洲中亚及拉美等两大市场邻近区域也成为重要投资目的地，形成前述"四面开花"格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22年，全球低收入国家用电人口占比仅45%。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此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迄今已有155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2015年，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专项解决融资问题。据2019年世界银行关于“一带一路”的报告，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一项，就使沿线经济体运输时间缩短8.5%，全球运输时间减少3%，带动沿线贸易额增长2.8%-9.7%，吸引外资增长7.6%，居民实际收入提升1.2%-3.4%，并帮助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脱离中度贫困。

在帮助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基础设施瓶颈的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也推动中国基建企业国际化发展：对外工程承包完成额从21世纪初不足100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1609亿美元。美国《工程新闻记录（ENR）》2024年数据显示，全球最大250家国际承包商中，中国企业入围数量达81家,是第2名土耳其的两倍，国际营业额1229.7亿美元，占比24.6%，较第2名法国高出50%以上。

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面临多重挑战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其发展进程并非全然一帆风顺，也面临不少挑战。回顾过去十年，全球中低收入经济体或广义的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外债规模呈现激增态势，从2010年的3.87万亿美元攀升至2023年的8.84万亿美元。此变化与大宗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疫情等外部冲击密切相关。

在这8.84万亿美元的债务中，债权人主要可分为三类：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占比约30%）、双边官方债权人（占14%），以及私人部门（包括债券持有人和其它商业债权人，占56%）。早些年，西方出现所谓中国制造“债务陷阱”的论调。但数据表明，中国虽是全球南方最大的双边官方债权国，但在债务总额中仅占5%，“债务陷阱”之说实难成立。

基于近年在非洲及东南亚地区的调研，我进一步认识到，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存在结构性瓶颈，其在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方面也面临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国内储蓄率偏低与资本短缺问题，尤其是基础设施融资的困境。在许多国家，政府官员首要关注的是如何筹措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源于储蓄，包括国内储蓄与外国直接投资（FDI），而FDI具有不稳定性。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投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储蓄率的支撑。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人均年收入仅约1000美元，消费后的储蓄极为有限，难以支持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手段、中国则通过工农业“剪刀差”部分缓解了早期资本短缺，而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则需探索新的路径。

第二，人力资本不足，生产效率低。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实际生产效率问题。尽管当地工资水平较低，但由于教育水平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劳动生产率亦较低，实际单位劳动成本不比中国低很多。这一状况预计将随时间逐步改善，但目前仍是现实挑战。

第三，宏观经济脆弱性问题，尤以汇率波动为甚。过去10年间，不少国家货币贬值显著。如我们在今年7月份走访的南非和坦桑尼亚，其汇率在过去十几年间（相比于2013年）分别贬值70%和50%左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和巨额外债常引发汇率贬值与宏观经济不稳定，严重削弱外商投资者信心。

第四，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存在腐败现象、中央与地方关系协调不畅以及治理体系薄弱等问题。

中国自身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正是在逐步解决上述四类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的。全球南方国家若要实现工业化，必须有效克服上述四大挑战。

此外，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与运营中还面临一些具体的困难，包括政治与安全风险、法律合规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难与资金回流受限、本地化管理困境与人才短缺、市场竞争与品牌建设不足等。这些问题亦需在推动合作进程中予以充分关注和有效解决。

整理：白尧|编辑：王贤青